2016年5月25日，杨绛先生走了。

她说:“取暖的生命之火萎了，我也要走了”，这个一生与世无争，却把自己做到了极致的女子，带着对丈夫和女儿的爱走了，“我们仨”终于在另一个世界又在一起了，从此无论生离，还是死别，都再也不会分开。

幼年的杨绛在父亲的引导下读书，父亲问她：“阿季，三天不让你看书，你怎么样？”她说：“不好过。”

“一星期不让你看呢？”她答：“一星期都白活了。”

从此，读书成为杨绛一生钟爱之事，因为家境殷实富裕，父亲开明，使得那个年代的杨绛能够走入学堂，能够凭自己的意愿借读清华。

初进清华，杨绛便以“才貌冠群芳”名满清华园，甚至传出了有“孔门七十二弟子”之多的男生心仪、追求她。

此时的钱钟书已入读清华三年，这位大才子更是以“架子大”闻名遐迩，引得一众女生都想“一睹君容”。

有一天，才子钱钟书与佳人杨绛在清华园偶遇，彼此都是自己仰慕已久的对象。钱钟书笔下琳琅满目，却是个拙嘴笨腮，不善言辞的人，他傻愣愣地对杨绛说:“外界传说我已经订婚，这不是事实，请你不要相信。”

聪明的杨绛不禁失笑，她说:“其实我也没有男朋友！”

弦外之音，心有灵犀的人自是一点就通，她称他“蔚然而深秀”，他赞她“缬眼容光忆见初，蔷薇新瓣浸醍醐。”就这样一段最好的爱情开始了。

1935年7月，杨绛和钱钟书举行了婚礼。

七月流火的天气里，新郎、新娘都穿上了正式的礼服。新郎穿的是黑色西装，因为太热，西装上的白色领圈被汗水浸得又黄又软。结婚照上，每个人都大汗淋漓，显得狼狈不堪。

后来，钱钟书把两人的婚礼写进了《围城》，一对才子佳人也开始进入了“围城”开启了他们的幸福生活。

为了能够照顾即将出国留学的钱钟书，杨绛放弃了得来不易的清华学业，追随钱钟书来到牛津大学。

初到异国他乡，生活上不适应，心底更是填满乡愁，杨绛的心情不好，钱钟书便想尽办法哄她开心。

他们一起散步，一起讨论读书心得，钱钟书主张读书要多读几遍，因为第一遍读时漏掉的精彩句子和段落，第二次读时才能发现其妙处。

杨绛却说:“那是你的读法，我是喜欢的就多读几遍，不喜欢的浏览一番即可。”

虽然在读书问题上，杨绛和钱钟书“对着干”，对于他在生活中为自己的“献殷勤”，杨绛还是颇受用的，并且大加赞扬，她在《我们仨》中回忆说:

“……拙手笨脚的钟书大显身手。我入睡晚，早上还不肯醒。他一人做好早餐，用一只床上用餐的小桌，像一只稍大的饭盘，带短脚，把早餐直端到我的床前。我便是在酣睡中也要跳起来享用了。他煮了五分钟蛋，烤了面包，热了牛奶，做了又浓又香的红茶。这是他从同学处血来的本领，居然做得很好。还有黄油、果酱、蜂蜜。我从没吃过这么香的早饭！”

虽然钱钟书的早饭做的不错，那都是因为“爱情的力量”，其实这位大才子是真正的“文学上的天才，生活中的矮子”，拿笔的手连把扫帚都拿不起来。

他在家里总是“做坏事”，他打翻墨水瓶，弄脏了房东的桌布——关键是不会洗。

他换灯泡，结果把台灯弄坏了——关键是不会修。

他把门轴上的球弄掉了，门关不上了——关键是他不会再安回去。

……

每当这时候，杨绛总是说:

“不要紧，我会洗。”

“不要紧，我会修。”

“不要紧，我来安。”

……

其实，杨绛比钱钟书出名要早，在《围城》问世之前，杨绛的散文已经很有名气，剧本更是被多次公演。

杨绛通晓英语、法语、西班牙语，由她翻译的《堂吉诃德》被公认为最优秀的翻译佳作；她创作的剧本《称心如意》，更是被搬上舞台长达六十多年。

《围城》写出来以前，钱钟书是被人以杨绛的丈夫来介绍的。

杨绛出身大家，结婚前是“十指不沾阳春水”的大小姐，就是这样一个才女却因为爱情甘当“灶下婢”，素手做羹汤，鼓励丈夫创作。

钱钟书称她是“最才的女，最贤的妻”，难怪钱先生虽然声称“婚姻像围城，外面的人想冲进去，里面的人想逃出来”，他自己却在“围城”之中乐淘淘的住了一辈子。

他说:“遇到她之前，我没想过要结婚；遇到她之后，我没想过和别的女人结婚。”

在牛津留学期间，杨绛怀孕了，钱钟书说:“我想要个女儿，而且只要一个女儿，要像你。”杨绛却说:“我也想要一个女儿，要像你。”后来他们果然有了一个女儿，“像钟书”。他们给女儿起名钱瑗，从此世界上有了最好的婚姻模式“我们仨”。

杨绛一生淡泊，不与世界争长短，不慕外在名与利。

当年她的剧本《称心如意》上演，一夜成名，她却丝毫无感，依然和平时一样洗衣，做饭。

别人称她是著名作家，她却说：“我没这份儿野心。”她说自己的作品不过是“太阳晒在狗尾巴尖上的短暂。”

有人请她出国访问，她说：“我和锺书好像老红木家具，搬一搬就要散架了。”

民国是个风云变幻，才子才女如云的时代，人们赞林徽因“一身诗意千寻瀑”，人们说陆小曼是“一道不可不看的风景”，天纵奇才张爱玲更是说：“出名要趁早！”

杨绛一生最大的渴望却是被人们忘记，她只想安安静静地创作、学习，以自己喜欢的方式去生活。

当然，生活并不会因为你的“与世无争”就赐你永远一帆风顺。

文革中，杨绛被剃了阴阳头，钱钟书急得问:“怎么办？”杨绛却笑笑，连夜赶做了头套，第二天早上照样出门买菜。

文革时期，很多学者文人都忍受不了屈辱，选择各种方式离开了这个世界，杨绛和钱钟书却能泰然处之，安然度过，不过是基于“和谁都不争”的那份淡然

后来，杨绛将她和钱钟书的全部稿费和版税捐赠给清华母校，还在学校设立了“好读书”奖励基金，帮助莘莘学子实现他们的梦想。

最好的爱情从来不是轰轰烈烈，“你是风儿我是沙”，而是“等把风景都看透，我陪你看细水长流。”

杨绛和钱钟书的爱情被称为“最好的爱情”，他们是彼此的爱人，朋友和情人。风流才子如他，身边没有莺莺燕燕；貌美多才如她，心中也无蓝颜知己。他们就是彼此那个在对的时间遇到的对的人。

可惜，“世间好物不坚牢，彩云易散琉璃脆。”一九九七年钱瑗走了，一九九八年钟书走了，“我们仨就此失散了，就那么轻而易举的失散了”。杨绛在《我们仨》中写道。

看似淡然的文字读来却是令人怆然，面对生离死别，一贯波澜不惊的杨绛先生也不能再泰然处之了，她说“钟书书逃走了，我也想逃走，但是逃到哪里去呢？我压根儿不能逃，得留在人世间，打扫现场，尽我应尽的责任。”

于是，杨绛先生以近百岁的高龄更加勤奋的读书写作，记录“我们仨”的点点滴滴，提点现在的年轻人为人处世之道。

在钟书之前，她是艳压群芳的才女，在钟书之时，她是最贤惠的妻子，最温柔的母亲，在钟书之后，她是睿智的老人，唯一的先生。

我和谁都不争,

和谁争我都不屑；

我爱大自然,

其次就是艺术；

我双手烤着,

生命之火取暖；

火萎了,

我也准备走了。

这首英国诗人兰德的《生与死》，是杨绛先生的译作，也是杨绛先生的一生写照。